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

禀赋制约下，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空间有限

自从发生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之路究竟应当如何走下去，成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学界和政府研究部门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一种倾向性的意见是：中国现有的增长方式已经不可持续，中国需要借助本次金融危机提供的机会，尽快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这种转型大致涉及两个层面上的问题：第一，是从依靠外部需求（出口）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成为依靠内需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第二，是从依靠低技术、低附加值、高能耗和高污染为主的产业结构向依靠高新技术、高附加值、低能耗和低污染的产业结构为主的转型。支持这种结构转型的主要理由：第一，中国能源和原材料短缺；第二，环境趋于恶化；第三，劳动力供给趋紧；第四，产业附加值低。初一看，这样的说法似乎很有道理，但仔细分析起来就会发现其中包含着许多常识性的错误，并且严重脱离中国的实际。简单地讲，就是上述言论只是给出了调整目标，但是却没有给出约束条件，从而是无解的。

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

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约束是什么？并不是经济学家们所担心的资源，这是因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资源是可以通过贸易从外部世界获取的。在这方面，资源贫瘠的日本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榜样。因为日本的经济总量至今仍然都要比中国大很多，而其资源的拥有量则比中国要少得多。如果再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只要市场机制是起作用的，那么只要当某种资源的供求关系趋于恶化时，其价格就必定会上涨，结果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人们就一定会去寻找和生产可供替代的新资源来满足买方的需求。所以，当经济学家们认为资源拥有数量的不足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危机的说法只有在一个没有贸易与技术进步的环境下才是正确的，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今日中国早已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世界的技术进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因此资源短缺并不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约束。进一步而言，假如中国经济增长导致对资源需求数量增加，并推动资源及其替代品价格的上涨，那么这说到底也不过是对于厂商利润的冲击，而不是对于经济增长的约束。上个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悲观预言并未变成现实就是最好的例证。

在我看来，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约束主要是制度和劳动力的结构。从静态角度来看，制度因素一直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主要障碍。简单梳理一下，我们就可以发现：第一，受现有土地制度的制约，农村居民不能以移民的身份进入城市自由择业，从而限制了中国广大农民通过参与城市工业化发展来分享经济增长之成果的机会；第二，受现有垂直行政管理体制和户籍管理制度的制约，中国的人口不能自由流动，这又限制了中国缺乏经济增长机会（原因在于缺乏贸易机会）的乡村居民和中西部劳动者分享中国经济增长之成果的机会；第三，即使是在城市，过度的行政管制造成进入市场的成本过高，从而导致普通居民无法自由创业。这一切事实表明，中国广大劳动者之所以不能充分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关键在于制度，而不是资源。正是因为中国广大劳动者没有能够充分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于是就产生了内需不足的问题，从而造成了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出口的增长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出口具有内生性，既然如此，一场来之于外部的金融危机冲击并不能够改变中国高度依赖于外部需求的增长方式。假如中国没有进一步的体制改革，那么在外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就只有承受经济增长减速的严重后果。

再从动态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还会遭遇到存量劳动力结构的制约。根据有关的统计资料，中国的存量劳动供给大约有8.4亿，其中90%以上是没有受过良好训练、从而不拥有人力资本、只能从事简单加工制造的一般劳动者。在这样的存量结构下，中国若是根据一些经济学家的建议，放弃低端加工制造业，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马上就会陷入两难困境：一方面，大量的一般劳动将会因为经济结构的升级调整而失去就业机会；另一方面，高端产业则会因为存量禀赋的制约而难以获得人力资本要素。其结果将是现有增长结构的崩溃与大量失业的并存。结构崩溃会造成经济增长的危机，而失业的增加将使中国失去宝贵的人口红利。几乎人人都在说最近3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因为有人口红利，但是人口红利的来源显然是在于存量失业人口的充分就业，假如中国为了不可企及的结构调整而造成大规模失业，那么我们不仅会失去人口红利，还会背上巨大的人口负担。试想，今天还只有30岁或者40岁的劳动者，一旦因为结构调整而失去工作，那么他们的养老金从哪里来？将来又由谁来养活他们呢？更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伴随着失业人口的增加，不仅工资总量会迅速降低，而且工资率也会因为更为激烈的就业竞争而趋于下降，所有这些必定会对内部需求造成冲击，从而与变依赖外部需求（出口）为主的增长方式为依靠内部需求为主的增长方式之调整目标刚好是相悖的。

现有约束条件下最可行的增长路径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第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取决于其制度结构和既定的禀赋结构。中国缺乏内部需求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既定的制度结构不能让大部分中国居民去充分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所造成的，而中国之所以只能在国际分工中从事较为低端的加工贸易则是由中国存量劳动供给中人力资本过于匮乏的禀赋结构所造成的；第二，面对中国内需匮乏、存量失业规模巨大和人力资本短缺的约束，中国没有理由去改变目前的增长方式，而是应当在现有的约束条件下寻找最为可行的增长路径，那就是保持经济增长的速度，并将支持劳动要素密集产业的发展置于优先地位，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尽快消化掉存量失业，只有当存量失业消除之后，工资率才有提高的可能，企业也才有可能走上用技术替代劳动的结构调整之路，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只有在存量失业消除之后，企业的技术进步与结构升级才不会产生增加全社会失业人口的消极影响；第三，即便如此，结构调整也不是在短期内可以实现的，这是因为充分就业和工资率的上涨只不过是结构调整的必要条件，事实上还需要有某些个充分条件来支持，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要有足够数量的人力资本供给，很显然，人力资本供给短缺的问题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的，这是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让那些过了读书识字年龄段的劳动者变成知识劳动者，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让他们的下一代接受更好的教育，借以达到增加未来人力资本供给数量之目的。由此可见，人力资本供给的增加是具有跨期性的，既然如此，我们就有理由认定对于一个发展中转型国家而言，其结构调整是个具有跨期性质的长期过程，绝不可能在当期这一代人的手里得到实现。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出于悲观，而是基于中国的现实。

转变增长方式需从长计议

在回答了中国的增长方式为何难以改变的问题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进一步解答维持现有增长方式所带来的难题：第一，是关于原材料和能源供给不足的问题，只要我们坚持对外开放的国策，那么就可以通过进口来加以缓解，如果中国的进口会促使资源价格上涨，那么这反过来不是导致替代品供应量的增加，就是要求企业去降低资源消耗，根本就用不着政府的行政干预，从而导致市场机制的失灵；第二，是关于环境恶化的问题，这需要我们对环境作出正确的估值，对于一个以低端加工制造为主的国家来说，增加就业显然比维护一个高标准的环境来得更加重要，所以，只要环境的贴现值不为负，环境不是坏到不能修复的地步，我们就没有理由为此而放弃能够增加就业的发展机会。如果说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定要以环境在一定程度上的恶化为条件，那么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应当尽可能地防止污染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扩散，这是因为中国的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几乎是中国所有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而根据自然科学研究的结果来看，下游地区由于濒临大海，其环境自净能力要远远高于远离海洋的上游地区，所以，假如经济增长非要以环境消费为成本和代价，那么把这样的产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可以说是理性的。从长期来看，随着经济增长、国民收入提高和人力资本供给的增加，我们是没有理由、也绝不会以牺牲环境来维持让人类生存条件持续恶化的经济增长的。所以解决环境问题所需要的是如何求得短期与长期不同的均衡解而已，千万不要把短期与长期的分离均衡混淆起来，使我们找不到正确的增长路径；第三，是关于劳动力供给趋紧的问题，就中国有8亿左右劳动人口，正式和非正式就业人口尚不足5亿而言，我们没有理由说今天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已经趋于紧缺。事实上，在中国某些地区出现劳动力供不应求的状况，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与政府有关部门不当的经济政策有关。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英国工业化早期为了向城市工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不惜发动了圈地运动，而美国为了满足城市工业化发展的需要，更是不惜发动一场内战（南北战争）来解决北方工业化发展所面临的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所以，为了解决中国存量失业人口规模巨大、而劳动力供给却不能满足城市工业化发展这一问题时，我们应当做的不是鼓励不合时宜的结构升级，而是需要能够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体制改革；最后，是关于中国工业附加值过低的问题就更加容易得到解决了。中国工业的附加值低，是因为中国的要素禀赋决定了我们只能做低端加工制造。中国有句俗话，叫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既然中国投入加工制造业的都是简单劳动，那么当然就只能获得较低的附加值，中国要想获得较高的附加值，就只有改变我们的要素禀赋。如前所述，改变要素的禀赋结构是需要时间的，因此，在中国要素的禀赋结构改变以前就想要获取高回报，那纯粹是非分之想。

至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对于一个低收入发展中转型国家而言，经济结构调整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因为这会受到要素禀赋的制约。理性的发展战略应当是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尽可能实现充分就业，积极推进体制改革，增加全社会的人力资本投资，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将来剩余劳动供给趋于枯竭的时候，不失时机地进行结构调整，借以保证中国经济走上可持续的增长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