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与上海大学（十）

十、力主教学、科研两个中心一支队伍

钱伟长提出大学要拆除的第三堵墙，是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他一向强调，大学应该是教学、科研两个中心、一支队伍。

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史是很独特的。历史上曾经有一种教学和学术机构书院，是一种类似于学者社团或学院的机构，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涵上来说，都与 现代的高等教育有着重大的区别。这种教育组织的主持人通常是学术大师，他主要是依靠自身高深的学术造诣，开馆授徒和聚众讲学。这样的办学模式直至19 世纪末期至 20世纪初期，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以及一批早期留学欧美及日本的知识分子的回归才有了根本变化。他们先是创办起一批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主导思 想的新式学堂，随后建立起一批奉行现代大学制度的高等院校，其系科设置与课程结构均已烙上欧美和日本大学制度的印痕。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马相伯、蔡元 培等人，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马相伯在担任袁世凯政府的高级顾问时，就曾经试图建立一所以法兰西学院(科学院)为榜样的国 立学术委员会，旨在通过鼓励和组织的方式，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水平。马相伯的学生蔡元培从德国考察归来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为了促进教学和学术研 究，在学校里设立了研究生院。与此同时，他所倡导的兼容并包和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的办学思想，才是促进大学理论和知识发展的关键所 在。1928 年以后，蔡元培的主要精力放在了筹建中央研究院的工作中。在他的构想中，这个研究院将由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最杰出的专家学者组成。当时， 由于大批的留学人员从国外学成归来，使得中国在物理、化学、生物、地质、气象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拥有了很多出色的学者。他的这种构想与此前十年马相 伯曾努力建立但没有成功的那个学术组织非常相似。虽然有像马相伯、蔡元培这些先驱们的努力，但是在1949 年以前，中国的政治状况混乱，经济态势衰弱，各个学科领域的科学发展水平低下，中国大学的主要力量还是集中进行教学。

新中国建立初期，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国家将大学系统与科学院系统分立设置，从而人为地将科研职能从高等学校中分离出来。在这种科研体制下，科学院系统承担 了国家主要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开发项目，获得大量的国家科研经费支持，而大学却没有受到足够的 重视，科研经费严重匮乏，实验设备陈旧落后，科研工作举步维艰。这一问题的长期存在，使大学一度抱残守缺，仅仅以教授知识为己任，不但削弱了大学开展科学 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的积极性和能力，而且导致大学通常只是用一成不变的教科书传授早已有定论的知识。这一状况既不利于国家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不利于创造性 人才的培养。另外，一所大学所拥有的多学科交叉优势不是一个中科院系统下一个研究所能具备的，因此，这种状况实际上也造成了我国并不富裕的人才资源、物质 资源的极大浪费。

对这样的科研体制，在我国的高等教育界和科技界中，争论是早 就存在的。钱伟长1980年的一次讲话中回忆说：在1955-1956 年制定我国12年科技发展规划期间，发生了一场大的争论，就是高等学校与科学院的关系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高等学校必须要搞科研，另一种观点认为高等学校 与科学院要分工，高等学校是培养学生的，是教育工作，而科学院专管科学研究，意思是说高等学校用不着做很多科学研究，可以做一些教学研究。当时，很多大 学校长和教授对于把科学研究从高等学校分离出去的做法是持反对态度的，他们认为：开展科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条件是要有人，我们的人在哪里呢?大部分具有研 究能力的人才都集中在高等学校，而且高等学校是培养建设干部和科学后备队伍的地方，有着广大的科学研究工作的群众基础，所以应该特别重视和提高高等学校科 学研究的地位和作用。高等学校不仅集中了大批科学研究人才，并且他们研究的方面很多，又分布在全国各个地区，这对于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因为每 门科学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某门科学愈往前走，就愈需要其他有关科学的配合。他们还特别指出：国家的科学研究工作与培养人才的工作必须结合起来，决不 能分割开来。这才是最好的、最经济的办法。为什么说这是最好的、最经济的呢?列举的理由有四条：一是把科学家放在高等学 校，使他们既做科研又做教学，人力可以得到最充分的发挥;二是高等学校人才辈出，老、中、青结合可以使科学事业长盛不衰;三是高等学校的图书资料、仪器设 备可以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四是一个不可估量的好处，就是可以提高教学质量，如果高等学校不开展科研，教师的科学水平无法提高，他们势必成为教书匠，结果教 学质量也无法提高。当时持有上述观点的人中包括一些刚从苏联考察回来的大学校长和教授。总之，这些校长和教授们有个共同的心声，就是今后必须认识高等学 校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地方，而且是发展科学、创造知识的场所，不仅是教学机构，而且是科学研究的阵地。1957年以后，这种争论骤然被拔高为两种社会制度 之争，自然一种声音就起主导作用了：党和政府的方针是，科学研究要有计划地进行，要重点发展，相应照顾，科学研究要有统一的学术领导，要有带领 整个科学工作前进的火车头。贯彻这样的方针，能够把全国的科学力量组织成为一个统一的队伍，发挥巨大的力量，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在发展科学事业上 的优越性的具体表现，是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任何国家所不能做到的。

对于这样一个争论，一向以科学立命的钱伟长当然有其个人看法。他在清华大学校刊《新清华》1956 年2 月(16 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与培养师资问 题的文章，直接表达了他对上述争论的基本态度。他说：新中国的教师，不可能只满足于目前会教一门课那样的水平，我们都要求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科学水平， 要作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创造者，然后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知识传播者。他还说：科学研究工作是培养和提高高等学校师资的一个重要和必要的环节，因为我们培 养的学生，是要求有独立的、创造的进行科学工作能力的干部，我们不可能设想，从一些不进行科学创造研究工作的教师手里，能培养出符合这样要求的干部的。 针对教师中存在的过多强调 科学研究工作是否会影响教学工作的疑惑，文章是这样说的：科学研究工作是人类集体的不断向自然界斗争，利用自然力为人类服务的过程。我们个别科学家只 是长途接力赛跑中的接力者。我们继承着先人的遗产，在先人的基础上向前行进。我们自然很关心我们的继承者，我们在科学的集体主义精神下培养着后一代，目的 就是要进一步发展这门科学。我们既然要后一代，我们就不可能把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完全对立起来。绝没有人，自己就是空前绝后的科学家，而不需要继承 的。高等学校的设置，目的就是要培养能推动科学技术向前进的后一代，因而教学工作和科学的发展是有密切关系的。这段话说得何等精辟!这篇文章是钱伟长上 世纪50年代留存不多的文字，不知何故没有收录在2004年版的《钱伟长文选》中。1984年，他在上海工业大学会见教育部干部司师资处的同志，在谈到教 师培养问题时，似乎又想起了28年前发表的这篇文章，他说：教师的培养决不是大学一毕业，学会教一门课的就是教师了。这种教师我 们30年来有，大多是失败的。原因就在于这样的教师讲课没有深度，只会照一本书来教，对学生不起作用。所以，单纯教书的教师要教好书是不可能的。教师必须 上课这是基本要求，但作为惟一的要求是不合适的，还要搞科研，两个要求一定要结合。他断言： 你不上课，就不是老师;你不搞科研，就不是好老师。教学是必要的要求，不是充分的要求，充分的要求是科研。科研反映你对本学科清楚不清楚。教学没有科研 作为底子，就是一种没有观点的教育，没有灵魂的教育。

改革开放以后，钱伟长主张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应该促进学校 成为教学、科研两个中心，而且不能搞成教学、科研两支队伍，应该是一 支队伍，简单地说就是高等学校必须是两个中心、一支队伍。他提出 这样的主张依然是秉持了他一贯的思想，即科学研究工作是培养和提 高高等学校师资的一个重要和必要的环节。他认为，办好一所学校最 根本的一条是抓好教师队伍的建设，要培养和造就一支素质精良，学术造诣较高的师资队伍，各学科和专业要有优秀的学术带头人。而要培养和造就这样的一支队伍 和学术带头人，其关键是要加强两方面的建设，一是教师应对社会有高度责任感;二是教师应积极进行科研，不断吸收新的知识，尤其要强调抓高新技术。他强 调：教师的提高，主要不是靠听课进修，主要靠做研究工作，边研究边学习，缺什么学什么，边干边学，这是主要的方法。他认为：那些只进行教学工作而不 进行科研学术工作的教师，往往把知识看成死的、没有发展的材料，在教学工作中只有教死书的水平，缺乏发展观点，从而贻误青年。只有那些在科研和学术工 作中奋勇前进，在第一线冲锋陷阵的教师，才能通过自己亲历其境的创造经验，把知识讲活，培养有创造力的和有发展观点的青年接班人。

钱伟长刚到上海工大时，许多教师并不完全理解他上面的说法，尤其是基础课教师。有的说，教师给学生上的基础理论已经很成熟，还有什么活的内容呢?有的 说，基础课课时多，哪有时间搞科研?也有的人是想搞科研，但不知如何下手。钱伟长针对种种疑惑，首先说：我们应该请有经验的教师上基础课，要合班上大 课，派最好的教师上课，也可以腾出部分力量搞科研。基础课教师不应该是单纯教书主义，也要参加科研。搞科研可以帮助教师扩大眼界，使他晓得一项科学技术的 来龙去脉，晓得当代这个专业在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丰富这个学科的内容，使之不断地往前发展。这对于一个教师提高自己的水平，教好自己这门课，指导好学生 学习，都非常重要。为了让有科研经历的教师上基础课，他提出有条件的可实行基础课教师与专业教师轮换。为了鼓励教师搞科研，特别是针对那些从未做过 科研工作的教师，他很简洁地用了几个关键词新旧观点、新旧办法、新旧问题把整个科研工作分成四个层面，用以启发大家，即：第一层 面是有新的观点，用了新的办法，解决了新的问题;第二层面是有新的观点，用了旧的办法，解决了旧的问题;第三层面是有旧的观点，用了新的办法，解决了新的 问题;第四层面是用旧观点、旧办法，解决了旧问题。对于前面三种层面的科研工作容易理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做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知识创新的工作，当然是 要鼓励的，至于第四层面的工作该不该做?他的回答是：在我们国家目前的情况下还是该做，我们当前大量的问题就是这种性质的问题。这个老问题有些不同的条 件，你要处理得好，有很好的结论，对国家很有贡献，我们也应该做，可是千万不能一天到晚地做，一天到晚地做提高不了。

新旧教育观的碰撞总是存在的。迄今为止，总还是有一些教师以 人才培养是学校根本任务为理由，时不时发出科研冲击教学的埋怨声。究其根源，发出这种声音的人依然是把科研与教学完全割裂开来，也还是没有搞清楚 怎样培养人才和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殊不知钱伟长主张大学应成为教学、科研两个中心、一支队伍，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人才，而且是培养适应时代需求的创 新性人才。他说过：高校教师的两个任务，具体说一个是发展科学，一个是传播知识。知识是要不断发展的，光靠一代或几代人是不行的，因为教师自己不能把发 展科学知识全包了，那就是培养接班人。因此，科研与教学必须结合，教学是培养人的，既包括培养继续探求新的科学真理的研究型人才，又包括培养参加社会生产 活动、实践真理的人。科研的过程中也有人才、梯队的培养问题。因此把教学与科研绝对分开或孤立的做法是错误的。培养学生和自己做科研，目标是一致的、共同 的，最终为推动科学进步，促进社会发展，培养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从而完成党赋予的教育、培养人的重要任务。他还不止一次地说过，教师不做科研 谈不上创新，更谈不上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人。道理很明白，学生来学习，就是要把最新的东西教给他们，教会他们如何创造，教师自己不会创造，凭什么来教会 学生创新能力呢?自古以来就有名师出高徒的说法，学生视野开阔与否，与教师知识结构有关，学生能否成为有用之才，与教师学识素养之高低密切相关。教 师通过搞科研，在各自研究领域内有所建树，有独到见解，成为专门家，并能精心培养学生，学生通过自身的努力，自然也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为了实现他的这些思想，钱伟长在学校亲自抓了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广延高水平人才。1984年，他在上海工大中层干部会上谈 到教学改革应如何适应三个面向 时说：我还要争取外面的教师来，有一条就是一定要能够做科研工作的，不是来讲书的，科研要有成果，骨干教师就是要会做科研的。如果是个讲师，但科研做得 很好，那我们也要，反过来，如果是个教授，既没有博士权，又不能做科研的，即使课讲得很好，也不要。为了能引进能搞科研的高水平人才，他会亲自前往外单 位挖人，当然也有一些人则是仰慕他的盛名，自身投奔而来。在1984-1986年三年间，上海工大从全国各地引进了一批高水平的教授、研究员，他 们中有从长春地质学院调入的王昭宏(专长固体测试和激光微技术)、从水电部西安热工研究所调入的卢文达(专长计算力学)、从复旦大学调入的江福汝(专长奇 异摄动理论及其应用)、从中国科技大学调入的刘人怀(专长固体力学)和蔡树棠(专长流体力学)、从清华大学调入的孙厚钧(专长实验流体力学)、陈伯时(专 长电力拖动及其自动化)、周家宝(专长金属切削和精密加工)、从西安交通大学调入的张直明(专长滑动轴承研究)、从沈阳化工研究院调入的陈彬(专长应用化 学)、从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调入的潘立宙(专长地质力学)等。这些人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具有一定的甚或较大的影响，大多曾获得过省部级以上的科研 奖项。他们的引进，对提高上海工大的科研水平及学科建设水平具有明显的 推动作用。如：1984 年固体力学学科点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实现了上海工 大博士点零的突破，这也是上海地区力学学科领域第一个博士点，学科带头人是钱伟长，学科梯队齐整，在国内力学界素有盛名;1990 年，由陈伯时领衔的电力传动及其自动化、由张直明领衔的机械学又双双获得博士学位授权点;1991年，固体力学学科又被批准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流动站。截 至1993年，上海工大总共有5个博士点， 其中3个点的学科带头人就是在1983-1986年引进的。由上可知，像上海工大这样基础薄弱的地方大学，在短期内从全国各地、尤其是从著名大学和科研院 所引进一批高水平人才，对于较快地提升学科水平、浓厚研究氛围、创立学术新风有着显而易见的作用，这也是钱伟长到任上海工大校长以后，首先亲力而为的重要 原因。

二是，创建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研究所于1984年11 月经由国 家科委批准成立，由钱伟长兼任所长。研究所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固体力学、流体力学、一般力学、应用数学、板壳结构力学、计算机辅助工程科学分析等。自成立 以来，研究所始终遵循钱伟长在成立大会上提出的办所宗旨：为国民经济建设(特别是上海经济建设)服务，从实践中提炼课题，上升到理论高度来认识，再回到实 践检验，出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在出成果的同时，不拘一格培育一流的优秀人才，请进来，打出去，强化学术交流。如今，以该研究所为学科平台的上海大学力 学学科已成为教育部重点学科、上海市优势学科，业已成为我国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重镇之一。 该所最具特色，也是最让人刮目相看的 是拥有一支老中青相结合、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的高水平学科梯队，梯队成员中既有资深院士、年长的终身教授，又有一批年轻的且已经挑起教学、科研 大梁的长江学者、国家杰出 青年基金人选、国务院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基金人选、上海市曙光学者等国家和上海市的杰出人才。

三是，创办Seminar。1984年4月7日，钱伟长在他亲任所长的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举办了首期Seminar，由他主讲弹性力学中的 广义变分原理。在这次会上，他还规定每周四下午应该成为雷打不动的Seminar时间，不准排课，不准召开其他会议，要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 Seminar，中文词义是专题研究(讨论、报告)会，但钱伟长从一开始就不太赞同用中文的这个意思来定义这种研讨会，按照他的解释，(这种)研讨会就 是由一个或几个人谈某一问题的来龙去脉，多种学术观点及其局限，然后谈自己的观点，听的人一道讨论。他是十分地推崇这种学术活动，早年他在美国加州理工 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时，就乐在其中且受益匪浅。那时，在所长被世人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和世界航空航天之父冯卡门 (Von.Karman)的倡导与主持下，研究所每周举行一次Seminar，同在这个研究所的钱伟长、钱学森、郭永怀、林家翘等一批留美的青年才俊得以 经常地聚在一起，在科学问题上追本穷源、执经问难。虽然各人有不同的研究领域，大家在一起议论着各自研究工作中遇到的困难，经过长时期的反复交换意见之 后，就得到了一些共识。基于这些共识，钱伟长在1948年写出了有关固定圆板的大挠度问题的渐近解，后来称之为合成展开法，又称为钱伟长法， 不久后，郭永怀提出了粘性流的匹配展开法，后来也称之为Poincare- Lighthill Kuo法， 简称为PLK法，此后还有林家翘和钱学森的工作，后人都认为这四人是奇异摄动理论的先驱者。1993年，钱伟长在他的《八十自述》中称，在喷射推进研究所 工作的那段时间：是我一生在科研工作方面比较多产的时期。 他是十分地怀念喷射推进研究所的学术氛围，他说：一种新的科学思想往往是在浓厚的学术气氛中相互讨论、相互启发、突然爆发出来的。这往往是许多新发展、 新发现的先导。他又说：学术观点不同不是冤家，自由讨论才会进步。他还特别主张不同学科的人在一起讨论，他说：教师要搞科研，要扩大知识面，不能 搞得太专太窄。教理论力学的不关心材料力学，教无机化学的对有机化学不感兴趣，这是不成的。因此，Seminar在钱伟长的学术思想中占有很重的分量。 1984年他在和教育部师资处来访者的一次谈话中说过，要提高学校的科研水平就得有两个措施，一是把教师推上科研工作，二是推广Seminar。从 1984年4月起，截至2009年4月，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已举办了470期Seminar，其间共邀请了840位主讲者，其中来自海外的学者200余 位，许多知名的中外学者都曾到研究所做过报告。Seminar的大致内容包括力学学科各分支的最新研究动态俯瞰、力学学科应用的近期进展、方法论与学术思 想探索以及研究所近期科研进展。这是一个充满学术魅力的特色品牌，研讨会上学者的精彩讲解和提问者的问题总能使会场时时迸发出智慧的火花。如今，应用数学 和力学研究所的这种做法已在上海大学全校得到响应，学校的学术气氛日渐浓厚。

四是，创办上海大学出版社。1984年9月，钱伟长在上海工大提出要建出版社，当时最直接的愿望就是可以及时出版教师新编教材，再就是出版由学校主编的 《应用数学与力学》(英文版)杂志。当年11月由学校出版印刷(教材)中心为班底，成立了上海工业大学出版社(筹)。然而，中央新闻出版总署在那几年暂不 审批新建出版社，另外，1984年在上海已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隶属于上海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同 济大学出版社，再加上其他多家专业出版社，上海已有10多家出版社，凭上海工大当时的学术影响力，申办出版社难度是很大的。为此，钱伟长亲自写信给中共中 央宣传部的领导，争取获得特殊支持。历经多年努力，终于在1996年正式获准成立上海大学出版社，了却了他十多年的心愿。出版社成立以来，不仅为国内高校 提供了大量高水平的教材，而且为全社会提供了一大批优秀的出版物，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于此同时，出版社下属的期刊社出版与发行《应用数学与 力学(英文版)》、《社会》、《秘书》、《应用科学学报》、《自然杂志》、《上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海大学 学报(英文版)》等8种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杂志。

五是，重视图书馆建设。钱伟长到上海工大以后，力主建造的第一幢新楼是1984年建的乐乎楼，为的是打开学校的大门，诚迎八方贤友，他力主建造的第二 幢新楼就是1987年竣工的新图书馆文荟图书馆，为的是打开师生的心智，增进学术交流。新馆建筑面积7500平方米，是老馆面积的两倍多，新馆的 阅览室座位数比老馆增加了近2倍，还增设了语音室、计算机房和报告厅。新馆建成后，钱伟长亲笔题词：东西文化荟萃一堂，并由此取名文荟图书馆，馆 名由著名书画家王个簃书写。那个时候，钱伟长还为上海工大图书馆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他刚到上海，就到上海光华出版社要来了该社每年进口的3700余 种原版国外科技期刊，延续了10年之久，顿时成为全国高校中绝无仅有的馆藏。当年，进口这些期刊是用于翻印、然后需要销毁的。钱伟长对于科学杂志的偏爱是 出了名的，他认为科学工作者固然要经常地查阅专业论著，但更应该经常地翻阅专业杂志，因为杂志上透露的信息总是最新的，而专著上的内容往往说的是几年前甚 至于十几年以前的事。因此在上世纪50年代初，他向中央提出建议，考虑到国家的外汇很少，应集中采购一批急需的外国杂志，到国内组织一个出版社进行复印， 发行至各科研、教育单位(当然，那时在国内还没有知识产权之说，80年代以后也不这样搞了)。于是，周恩来总理委派他到上海落实这件事，筹办了做这个事的 光华出版社。在上世纪50年代，清华大学的人知道，钱伟长订购、收藏的力学方面的杂志比学校图书馆的还要多、还要齐全。由于他对科学杂志的偏爱，以至于在 反右运动中也被人列为一条罪状，说他是误导科学工作者从杂志缝里找课题。建设上海大学新校区时，新图书馆建设自然又成了钱伟长心目中的标志性建 筑。2000年落成的新校区图书馆建筑面积达3.92万平方米，外观壮丽，内部设施先进，成为当时国内高校中建筑单体面积最大的图书馆。不管是在上海工 大，还是在上海大学，钱伟长最喜欢走访的部门就是图书馆。他到图书馆去，不但要了解馆藏情况，还要了解每天有多少学生、多少教师到图书馆看书或查阅资料。 有一年，上海工大图书馆整理书库，清理出一批旧的、很久未曾有人借阅的、俄文版的专业书籍，降价卖给了教师，他听说了以后，非常生气，点着名要图书馆馆长 检讨。因为他认为，旧版的、经典性的专业著作，图书馆是必须要收藏的。对于图书馆的这一行为，他斥之为不懂科学。 从此，他对图书馆馆长的人选就格外在意。

上海大学在钱伟长关于拆除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的思想的指导下，发挥多学科综合优势，大力提升集成与创新能力，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水平稳步上升，近10 多年来的各项可比指标，诸如科研经费、论文三大检索(SCI、EI、ISTP)、专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在上海高校中一直名列 前茅，在全国高校中也是一直跻身前几十位的水平。

快速发展中的科学研究工作大大改善了学校的科研条件，建成了一些高水准的实验室，为优秀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平台，从而促进了学校的高水平师资队伍的壮大和 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快速发展中的科学研究工作也大大促进了学校的学科建设，学校有能力集中力量建设好一批国家级或上海市的重点学科和新兴、交叉学 科，研究生培养学科、专业点以及研究生培养规模得到迅速发展。快速发展中的科学研究工作对于本科教学工作的影响是积极的、多方面的，包括促进了教材建设、 丰富了课堂教学内容、改善了教学条件、增加了学生的实践教学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