莘莘学子母校情——访复旦大学博导丁淦林

日期：1970-01-01 来源：学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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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淦林，1932年7月生于吉安吉州。1951年毕业于吉州十属联立阳明中学，后考入复旦大学。1955年7月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新闻系秘书、副主任、主任、新闻研究所所长、新闻学院院长；并任复旦大学社会科研处科研组组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校学位委员会委员、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1996年获韬奋国丁奖一等奖，1997年被授予“复旦大学首席教授”称号。现任复旦大学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新闻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特邀理事、中国韬奋基金会理事、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还在一些高校任新闻传播学院系的顾问或兼职教授。著作有《邹韬奋年谱》、《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国新闻图史》等。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这首绝唱道出了莘莘学子们对母校的真挚爱恋，然而，它也毫无例外地让丁淦林内心激荡。几十年来，母校无时无刻不让他魂牵梦萦。

2008年9月20日，已然76岁高龄的丁老相约十多位同窗重投暌违久别的母校怀抱——阳明中学（现为吉安一中）。丁老告诉记者，毕业后，同窗们都张开丰满的羽翼飞向全国各地，飞进各行各业。如今，他们中已经有北师大的教授、博导，有高级工程师、医生、会计师……但是，无论飞到哪、飞多高，他们都是阳明学子。

“少年时代的学习、生活经历对我们后来的人生道路影响很大。学校自由开放的氛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丁淦林说，1946年2月他进入至善中学学习，那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然而吉安的进步力量却十分活跃。在1938年，复旦大学曾迁到庐山，有很多进步大学生就来这里组织宣传活动。当时至善中学的校长陈启昌更是一个爱国敬业的人，从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思想进步，禀性坦诚刚直，对国民党的专制腐败厉声斥骂。为了办学，1945年春，陈启昌变卖全部家产，倾其所有创办了私立中学——至善中学，校名取自《礼记·大学》中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陈启昌提倡学生们博览图书报刊，自由议论各种问题。

1948年8月，丁淦林到阳明中学读高中。高二的时候，他在学校的学生会负责编墙报。因为国民党机构当时就设在学校旁边，所以他们亲眼看到国民党乱抓壮丁，十分腐败。每届国民党“专员”下台离任时，大家难免在背后评论：“上任是官，下任是狗”。当时，墙报上的文章很多揭露了国民党官员的恶行。每当国民党来校查看时，校长都会站在学生们这边，用别的东西把墙报遮掩起来，免得惹上是非。

虽年事已高，但藏在丁老内心的对母校的回忆却历久弥新，母校的一颦一笑仍历历在目。

“当时学校里一些老师的行为和人品对我影响颇深。他们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性格鲜明，不求闻达，但学问过硬，功底扎实。”丁淦林告诉记者，当时校长教他们英语课，教学方法很到位，全用英文授课，他们虽然只学了2年多时间，但打下了较扎实的英语基础，当时完全可以看懂一些英文版小说。

“还有王泗原老师，讲授语文，一丝不苟。我原来对语文兴趣不是很大，王老师在改作文时，把我叫在一旁，一字一句细致地指出问题所在，还教导说，作文就是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写在纸上。王老师的指点使我的语文水平日益见长，学习兴趣也越来越浓。解放后，王泗原老师被请到了北京，专门编审语文教材。他精通古典文献，曾参与《辞源》的审稿，出版了《楚辞校释》和《古语文例释》等专著，颇受叶圣陶先生的赏识，几次催他出书，还专门为书题名。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每次出书，他都会寄我一本，还附信写出书的感受想法。”丁淦林说，母校的老师们就是那种知识分子，默默无闻、扎扎实实地做学问，不求闻达。这些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心系祖国，对民族文化有深厚的感情，总是想要让国家发展好。

“当时老师非常关心我们，和我们一起出早操，上夜自修。晚上学生睡觉后，他们还提了马灯来查铺，给学生盖被子，整理用具。在阳明中学学习时，我一直住校，和老师们朝夕相处，关系融洽亲近。”有些事情即使过去了很久，但总还是让人无法忘怀。回想起中学时期，丁淦林就有一种大家庭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