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高考“突围”需要进行“顶层设计”

日前，教育部下发《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规划提出，切实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推动各地制定非户籍常住人口在流入地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省内流动人口就地参加高考升学以及省外常住非户籍人口在居住地参加高考升学的办法。

从今年两会上教育部部长就异地高考表态开始，备受关注的异地高考就闪现出推进的曙光，尤其是前不久，包括教育部在内的国家五部委联合制定了《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但是，其中一句各地可以根据本地相关情况，因地制宜设置具体条件、制定具体办法，说明异地高考的主导力量不是来自国家层面，而是各个地方。

如今，教育部发布的教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使用推动各地制定的表述，也明确无误地表明，异地高考推进的责任主体是各省级人民政府。这样的制度设计，无疑会让推进异地高考陷入尴尬境地：异地高考原本就是为了解决高考政策在各地割据分立的局面，却让割据分立的主体去制定打破这种格局的方案，这岂不是如同让一个人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不切实际？

其实，有些地方用不着去推动就开始自我推动了，比如已经率先出台异地高考方案的山东；而像如北京、上海这样的重灾区，甚至推动者在推动时也显得不那么自信，正如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就曾明确表示，解决异地高考不能影响当地考生的权益。局外人尚且如此，更别说局内人反应会有多激烈了。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反差，是因为不同地区的教育资源存在着严重不均衡。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山东省，其省内考生更多面临的是想异地高考的压力，而不是被异地高考的压力。对于京沪地区来说，这种情况恰恰相反。我们不妨看一下京沪两地拥有其它地区多么望其项背的优质教育资源。截至20011年3月，全国共有112所211工程高校，其中北京有26所，上海有9所，占到全国总数的近1/3。而且，京沪地区为数不少的这些高校，在当地招生的比例都接近教育部规定的30%上限。这种状况正如一组数据显示的那样：广东、安徽考生考进北大的概率只有北京孩子的1%。上海考生进复旦的机会是全国平均的53倍，山东考生的274倍，内蒙古考生的288倍。

在教育资源分配如此不均衡的前提下，由教育资源的高地来设计异地高考的方案，不要说由于非常容易受既得利益的羁绊而举步维艰，而且即便当地主政者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其也要面对放开异地高考后新型高考移民大量涌入带来的城市人口、资源、交通不堪重负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讲，异地高考的突围仰赖地方的底层设计，不过是击鼓传花式矛盾转嫁，于问题的真正解决并无益处。事实上，不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衡的基础问题，异地高考无论由谁来设计、怎么设计都会是两难命题，而这恰恰最需要进行顶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