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国民教育

要讲国学与国民教育,首先必须辨清这两个概念,也就是什么是国民教育,以及什么是国学。

现在的教育是国民教育吗?

什么是国民教育?我们现在的教育,是不是国民教育?我认为,不是。当下的教育,就它的形态而言,是应试教育；就它的内容来讲,是知识教育,而且是不完全的知识教育。因为多年以来,我们国家的大多数年轻人,都必须要通过一级一级的不断考试,拥挤在这么一条路上,主要目的之一,是给未来的工作奠一个基。可是真正到工作的时候,发现所学的东西,跟你的工作能否联系起来,却又成了问题。

中华文化传统,历来重视价值教育,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在《师说》中就提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他把传道放到了先于授业和解惑的位置。可如果仔细对当前我国的教育有一些反思,你会发现,我们的学校教育里面,大中小学都包括在内,除了知识教育以外,所谓的价值教育微乎其微,即使有,也极其混乱。这样一种教育,如果我说它失败,有些人可能不愿意接受,那我换个说法,说它不成功,相信没有人能够反对。

我一直在从事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属于人文学科。较长时间以来,我在以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等人为个案,研究近现代学术思想。因此我所说的目前我国的教育体系存在问题,比如基本上是应试教育和知识教育,缺少创新教育和价值教育,价值理念非常混乱,我是站在人文学科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的。当然价值缺失传统文化的断层是一个方面,还有现代文明的观念、规则、仪范、方式,也相当缺失。

我们经常说,我们有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五千年的文明、三千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等。这是值得我们自豪的。但我们如果做一个省察,那些传统美德,还有多少能在现当代的我们身上有所浮现呢?由于长期缺乏价值教育,而仅仅依靠目前这种以应试为目的的知识教育,造成了我们今天跟传统精神理脉的断裂。

幸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近十年来,在相当一部分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以及对文化有兴趣的人群里,开始出现了某种文化自觉。这个文化自觉有一个基本指向,就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基本价值理念,在今天不一定已经成为过去。它们对现代中国人的成长,有直接好处。所以你会发现,这几年,有一种传统文化热。相伴而来的,还有国学热。

到底什么是国学?

现在我们再来讲什么是国学。

到底什么是国学?其实并不是很容易就能回答出来。因为国学的概念本来就比较混乱。国学这个词汇,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周礼》里就有。但只是指国立学校的意思。比如位于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宋朝的朱熹创立,它的前身,在唐朝末期的时候,曾经叫白鹿洞国学,明显是一所学校。现代国学的概念,则出现于晚清,是跟西学相比较而存在的一个概念。我所看到的材料,最早是在1902年,梁启超和黄遵宪通信,两个人使用了国学的概念。

这还要从戊戌变法说起。当时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主持湖南新政,很多维新人士都到了湖南。梁启超在湖南办时务学堂,黄遵宪做盐法道,都因积极参与变法而在慈禧八月政变后遭到惩处。梁启超逃亡日本,黄遵宪回到广东老家。1902年,梁启超写信给黄,提出可以办一份《国学报》,黄遵宪回信认为,当时办《国学报》还不是时候。你看,这两位维新人士已经在使用国学的概念了。而在1904年,梁启超在《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一书中,又讲起了国学,大意是说:现在有人担心,西学一来,国学可能被吞并了。他认为不会,应该是越是西学来,国学在比较中更会得到彰显。

这时候讲的国学,与张之洞在1898年讲的中学或旧学在概念上具有同等意涵。大家都听说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而实际上张之洞最早提出时,是说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因为他是稳健的变革派,担心改革太激烈会产生不良后果,所以他在1898年5月份发表《劝学篇》,在谈到学校的课程设置时,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到1921年,梁启超写《清代学术概论》的时候,在书里对张之洞的原话转述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流传开来。这个梁启超转述的中学,或者张之洞原来讲的旧学,都跟梁启超在1902年提出的国学的概念非常相近。

当时讲国学的学者,除了上面提到的梁启超、黄遵宪,还有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即使如此,大家也都没有对国学的概念进行分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