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佳：异地高考政策不可只关注名义上机会平等

几年来，要求为异地高考松绑，建立全国统一命题的考试制度等话题不断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在媒体的报道和舆论的讨论当中，有一个现象非常值得注意，那就是几乎所有的争议最后都被还原为公民身份平等的问题。

观察家们常常质疑，同样的高考考生为什么在各地参加高考成功的几率不同，长期生活在北上广等大城市的考生为什么一定要回户籍地来参加考试，甚至由于命题不同还要回户籍地读中学等等，有些讨论把问题变得非常简单，似乎是废除一个不公平的制度就解决了问题，公民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就会得到保障。

当然，我们首先应该支持教育公平的诉求，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同样应该看到教育公平的问题并不是在现有经济结构不变的情况下推动机会平等就可以解决的，名义上的公民身份平等不能等同于他们在经济地位上的平等。比如说现有分省命题的考试制度，实际上针对的是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学生在教育条件上存在巨大差异的现实，很多中西部地区高考分数线相对较低也同样是回应这样一个现实，异地高考改革可能不但无法解决这个起点和能力不平等的问题，反而是肯定了优质教育资源向大城市和沿海地区集中的合法性。

反观在北上广等城市出台的异地高考政策，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可能是向那些有稳定工作、稳定收入和稳定住所外地户籍家庭提供异地高考的机会，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即使能够在本地接受教育也只能进入教育水平处于末端的学校，这恐怕很难讲促进了国家公共教育资源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分配。

实际上异地高考的问题本质上是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市场化改革以来优质教育资源和人才不断向大城市集中，这种趋势是以沿海城市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伴生现象。解决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解决教育资源过度集中的问题，才是解决教育公平问题的根本出路，切不可只关注名义上的机会平等而忽视了更重要的结构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