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明：对异地高考独特见解

尽管已经在语文出版社做了4年社长，王旭明仍被作为教育界的先锋代表人物，不断接到媒体关于高考问题的采访请求。这位前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做过老师，当过记者，出过四本专著，探讨中国发言人及教育领域中的热点问题。但是，他也会半开玩笑地做出声明：我不是一个教育专家，请你别这么侮辱我。

对近来被广泛热议的随迁子女异地高考方案，他在微博上评道：异地高考再催户籍制度改革，再催教育外部制度改革，比如用人制度、评价制度和薪酬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等等。如果教育外部这些制度长期坚冰不化，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将日陷窘境、困境，甚至绝境。

异地高考并不是高考的首要问题，而高考的问题也不是凭其自身就能迎刃而解的问题。

北、上、广三地方案难产但终于出台，社会各界褒贬不一，不过在王旭明看来，异地高考，不在于如何解决，以及现在迈出的这一步究竟算大算小，它根本就是一个不该出现的问题。

2012年10月25日，北京市教委门前异地高考考生家长聚集，希望教育部门能够尽快出台异地高考的相关政策，并及时对外公布信息。

别对异地高考抱太多希望

相比于其他省市，京沪粤三地的异地高考方案出炉得格外艰难。对教育部门来讲，这个问题到底难在哪里?

正像中国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有上千年的历史一样，中国的高等教育资源，由于历史原因，分布也极不平衡。京沪粤是高等教育资源最集中的三个地方，优质资源越集中，实行异地高考就越困难。

有学者说异地高考之难，关键还在于降低门槛会严重触及既得利益，你同意吗?

我不赞同这种说法。造成中西部不平等，京沪粤教育资源过度集中，这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一群人所为。当然，已经在这个城市里生活的人，要面对外来者和他们瓜分城市福利，有自己的想法很正常。当人们都在为各自所属的利益群体说话的时候，尤其需要顶层设计。我非常欣赏这个词，现在有些人动不动爱说自下而上，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不赞同。我认为一个成功的改革应该是在一定成熟度上的顶层设计和自上而下。过去这么多年，中国最大的成功是改革开放，最大的不成功就是改革开放积累起来的好的经验、勇气、力量，没有始终坚持下来。

三地的异地高考方案出台后，你怎么评价它们?

就因为高等教育优质资源分布的不合理是一个长期历史原因，所以解决起来也不是靠一朝一夕，一招一式。但是总得有所改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异地高考政策在促进高等教育资源的均衡化和促进教育公平方面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它和其他的高考改革一样，可以帮助高考这块坚冰慢慢融化。1978年我们恢复高考，30多年过去了，中国形势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高考的改革也应该跟上。

你一直说对异地高考政策不要抱过高期待，为什么?

因为它只能解决一部分人的问题，更多数人的问题它没有涉及。比方说河南，这是一个人口大省，高等教育资源相对贫乏，走出来的人跟在当地就读的人相比，数量一定是非常少的。那我们这个政策只是解决它走出来的人的问题，对于更大部分还在河南地区就读的人来说，对广大老百姓更关心的在河南600分才能有学上，而在北京400多分就有学上的问题，异地高考解决不了。

我们现在谈方方面面的政策改革，话语权很重要，看话语权在谁手里。必须看到，能够从地方走出来，并且满足当地异地高考政策的人，相对来说是成功者，有钱，有权，也有一定的社会名望。因此他们拥有一定的话语权，所以一直吵吵吵，让这个问题显得很大。但我们不应该根据会吵不会吵来判断一个政策该不该定，而是应该看一项政策是否尽最大可能地覆盖到更多的人群。

我在教育部当新闻发言人的时候，对几项政策不遗余力，情有独钟，比如资助困难学生政策，因为我深深知道这是一项覆盖大多数人的好政策;比如改革高考指标下放，我特别提倡把更多的高考指标向中西部倾斜，目前看来还是有很大的倾斜空间。

你在这几件事上不遗余力之后效果如何?

我原来是一个发言者，代表教育部;我现在仍然是一个发言者，代表我自己。如此而已。发言者，不是一个决策者，他能有多大影响?

不单是教育的问题

你在微博上说高考制度内部再改革也解决不了异地高考之困，还要加快教育外部制度改革，具体指的什么?

比方说公务员招考制度，老是要求本科以上，甚至211、985，把大学毕业作为一个门槛，这个制度不改的话，那我们高考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现象怎么可能改变?因为人人都想当公务员，这也是改革倒退。如果你不读本科，不但经济待遇不一样，整个社会对你的评价也不一样。这些都不改，你单让高考改，不荒唐么?说到异地高考，这个问题实际上不是教育改革，这和教育没有什么关系，这是户籍改革，你没有户籍限制了就不存在异地高考问题了。我们应该建立新的户籍制度，但是没有，老百姓需要打破户籍限制去参加考试，这样就让教育承担了不能承担之重。

于是教育部也承担了很多它不应该承担的压力和期待?

对。教育承受了太大的压力，很多部门应该共同协力，和中国一起往前走。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我们学校进行诚实教育，不能说谎话，但学生一走向社会，或者一回到家，可能就到处充满了谎话。这么一个严重的背离，你说教育怎么办?

你是否觉得，谈异地高考和谈中国任何一个问题的套路都一样，深入下去必然延伸到国家制度层面?

也不，还是有一个轻重缓急。笼统地说所有问题都是改革的问题，是没错，但是有些事情可能没有到那个程度上，你没有改，老百姓还能接受。但像户籍，老百姓对高考这个算是目前最公正透明的一项选拔制度都已经如此聚焦了，你再不配套那就会带来一堆问题。同样还让老百姓这么聚焦的事有没有呢，我觉得有，但不多。

所以比起异地高考本身，更重要的是对异地高考进行综合配套?

中国教育的改革尤其需要综合性。我们在教育上曾经为了某种目的所做的单项的事，几乎最后都归于失败。比如说奥数，北京说不许搞培训了，但事实证明，很快恢复过来，为什么，你没有综合配套改革，你只说取消奥数。比如说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喊了很多年了，有的学校减下来，没用，学校减了，校外增加，而且是心甘情愿地增加负担，家长愿意学生也愿意。我可以举出无数例子说明，所有不综合配套的改革，就单项说单项，寿命都不会长。

一旦异地高考问题彻底解决，你觉得最理想的状况是怎样的?

就是有那么一天，一个河南人，你让他到北京参加高考，他不来，觉得郑州非常好。那要怎么办，我们抓紧建设河南，抑制北京的发展。北京最应该抑制发展，各方面都应该抑制，然后分散出来。你全国就一个北京也代表不了中国的水平，你只有几十个北京才能代表中国。现在我们还在拼命发展北京，我一直说北京的科学发展就是不发展，包括北京的高等教育。北京不要提世界城市，这是很可怕的口号，北京当什么世界城市，北京是文化古城，你要当世界城市，你就不要当文化古城，只能取其一。

一张卷子面向所有人最公正

在关于异地高考的争辩中，不少人纠结于外地人对一个城市的财政贡献可以相应地分配到多少教育资源。

这个提法有道理，但要考虑可操作性。第一，靠国家财政支持的大学和靠地方财政支撑的大学要分开;第二，二者的财政中各有多少比例是靠外地人在支撑，这不好算，很多都揉在一起的。哪些贡献是外地人的，哪些贡献是本地人的，很难分。

这样的计算毕竟还是可以给异地高考政策提供依据。当我们解决问题进入一个死胡同的时候，一定要跳出来建更多的胡同。关乎高考，我一直认为它的关注度太强，一定要降低它的关注度，把高考这个独木桥变成多木桥。现在已经很难指望高考本身还能再有什么变革，我们不断地改，改得再好，它也是从木桥变成铁桥，从银桥变成金桥，材料的变化改变不了它独的性质。只有把高考的独变成多，才是中国真正的进步。

反正你通过高考是要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好，那我现在设计多种途径和形式，都能出人头地，那相对来说不就降低了高考的关注度了么，那我们为什么不去设计多种出人头地的办法呢?看看比尔盖茨和乔布斯，要有多样灵活的成才制度，而不是一定要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硕士、博士。这条路没问题，但为什么一定要走这条路，你不走这条路就难以成为人上人，这是我们最大的悲哀。现在我们的工作就是赶紧设计多种路，这就是前面说的顶层设计。那个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异地高考，将不过是浪花里的一小朵。

仅在现有条件下，什么办法你觉得最能解决问题?

目前可行的办法，就是拿出更多的高考指标，倾斜中西部。比方把北京大学分给北京户口考生的指标，压到30%至40%。但现在很多政策都有悖于这个方向。像几十所大学的自主招生制度，并没有那么多人提意见，实际上我认为这特别不利于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你增加面试比重，专家学者一律叫好，我倒觉得除了特别需要模样长相的专业，真是不应该增加面试比重，你这样做等于是把更多农村孩子挤走。

我们现在搞的自主招生，真正来自农村贫困地区的有多少?在没有综合配套的改革政策出台前，我真觉得一张卷子面向所有人，最公开公正。那些加分政策，什么体育特长生，什么三好生，什么小语种，很多都变后门生了。当初为什么要出台这些政策，可能动机是好的，素质教育，但是你忘了中国的国情。什么叫国情，就是缺少法治建设，道德底线不断被冲击。在国情不适应的情况下我们出台了很多非常好的政策，结果施行效果并不好。

如果占海特是你女儿，你会对她说什么?

如果她是我的女儿，我肯定不让她挑头，我要让她随大溜，听从命运的安排。人类有很多战胜不了和克服不了的困境，长期以来我们有一个非常错误的口号：人定胜天。还胜天呢，你胜不了的，天不把你吃掉就不错了。同样，人对于很多社会现象，都是一种无奈。反抗是一种幸福，认同，或者叫认命，我认为也挺好。她若是我的女儿，我就让她认命，而不让她反抗。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这是我的独生女儿或者儿子，我要有好几个儿女，那又是一个答案，我会让他斗啊，出人头地，那得说道说道。所以这又涉及到另一个独生政策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