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从北京大学到成功大学(6)

知识分子在这个转变中的社会里处在一个尴尬的地位；一方面要保持一份崇高的理想，做一番事业和做一个有理想的人；但是另一方面“物资”的冲击又对他们造成了强大的压力。有些人放弃了原先的科技工作而去“从商”，原是无可厚非之事，商业是个正大光明的行档。但是我们看到了和听到了许多“商务人员”在从事封建社会留下来的腐化恶习。人们说的文革带来的后遗症有很多是发生在知识分子身上，而这些后遗症有多少是资本主义带来的副产品呢？！

老柯说他还没有碰到过由知识分子转业去卖西瓜的，我告诉他应该考虑一下，下回我去北京打工，我们应该合伙去卖“郑州三号”西瓜。

五、 年青人——中国未来的主人

这次在“五一一”所做实验，有三位青年都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小萧是西北工业大学硕士班毕业，已经结了婚；他比较沉默寡言，但是在学术上的造诣也最好。他是非常渴望能有机会出国深造，但是他身体健康情况不太好，自己对前途的看法也很矛盾。小孙是长沙国防科技大学毕业的，它的前身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又称哈军工），50 ～ 60年代高干们的子弟都送到那里。看外表小孙也像是高干子弟，很海派，讲话时喜欢说洋文，对于西方社会的生活很向往，并做某一程度的模仿。他对于自己出国深造很有信心。小孙人很聪明机灵，因此在实验室里操作仪器设备或是使用计算机都比较得心应手；常以会“玩微机”自豪，一副计算机骑师(Computer Jockey)的德性。小萧和小孙都是北京人，并且都是生长在知识分子的家庭。还有一位是小江，他是生长在辽宁省农村里，后来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工大），毕业后分发到“五一一”所来。他年纪最小，刚二十岁出头。大概是因为在农村长大，一副敦厚的样子。他告诉我每次过年过节回家，父母都是为他说亲事。

虽然他还得再过几年才有资格“申请结婚”，但是父母还是急着要把他“送做堆”，好几次他的假期还没完就得“逃”回北京。政治制度改变不了农民的古老传统，小江的苦难也有它可爱的地方。小江在哈工大学的外文是日文，现在工作的参考资料则全是英文，所以他进了“补习班”恶补英文，目前已能读文章了。他是个上进的青年。

一个月的相处，使我对他们有了较深的了解。在某些观点上，他们的想法在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中是有某一程度的代表性。他们眼前感到最关心的有三件事；第一是工作任务的不满足。从学校出来后一分发到单位里一直没有一个固定的任务项目，他们是到处打零工，有时帮帮资格老一点的同志们做事，有时什么事都没有。自己在学校学了一身本事，现在却无用武之地。这种现象讲起来并不奇怪，因为这是“任务吃不饱”的现象，老同志们都没事干，怎么还能轮到他们呢？第二是自身出路问题。他们都有强烈的出国深造欲望，除了要充实自己外，“镀金”后能打开前所不能打开的门也是主要的原因。但是公费生少之又少，如果没有特别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而“自费留学”又要一定的条件如“海外关系”等，这些对他们说来几乎是空中楼阁高不可及。唯一的解脱是苦练英文，也许学英文也有它的“医疗作用”。他们提出的问题大多是有关如何制造出国深造机会的事。第三是对本身事业的悲观。他们看到在文革前毕业的前辈，二十多年来也不过如此，个人生活的改进谈不上，事业的成就更是渺不可期了。他们怀疑做一个工程人员在目前的环境是否是个最好的选择。在北京街上衣着打扮最时髦最摩登的是一群年青的工人们，那么热的天气，年青女子们足登半高跟鞋，着玻璃丝袜。听说他们的物质生活是最优裕的，因为大量的奖金加上吃在父母家中，造成他们身怀巨款的现象（初中毕业可当十三级工，工资每月为六十元左右，但每月奖金可超过一百元，比老柯拿的钱还多），所以阔气得很。他们的工作不一定使人羡慕但是他们的物资享受的确令人侧目。年轻知识分子的烦恼、徘徊和苦闷是可以很明显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