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从北京大学到成功大学(5)

当时北京的西瓜叫“郑州三号”，顾名思义是由河南郑州来的。半夜里由大卡车运到市区，瓜贩们得成批的买下来，他们再用三轮车拉到自己的摊位出卖。 “郑州三号”的个头较小，但是水份多，甜度高，色泽鲜美，非常受欢迎。卖一个西瓜可以赚到两毛五分钱左右。生意好时，每天一个瓜贩可以卖到一百个西瓜，差的时候也能卖出五十多个。

这么算下来，每个月的收入有四百到八百元之间。这样的收入在中国是“高收入”之家了。就拿老柯以研究所所长之尊，他的工资也不过每月一百五十元而已。照理说来这种特出的“冒尖户”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下是不该发生的，但是目前在大城市里这些“个体户”的收入要远远的超过了知识分子的收入。这种现象是经济开放的结果，使一部分的劳动力以满足市场及消费者的需要，取得了高收入的“服务费”。

这几年来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和生产力的增加和这些“资本主义”的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改善人民生活是件天大的好事，但是这其中也带来了好些问题。

在一切“面对经济”的口号下，一个生产非“消耗品”的单位或科研单位就发生了很大的困难。他们的产品只有一个顾客——就是政府，因此所有的目标、“计划”和“预算”都是针对国家而定；一旦政策变了，要他们“自负盈亏”，这些研究所就面临了“饥饿”的问题。虽然他们的基本工资国家还是仍旧照发，但是“奖金”和盖住房的经费就非要自己去赚了。于是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事都发生了：比如制造卫星的总装车间在生产机械养鸡用的自动饲料机；生产液体火箭的工厂做电冰箱和电风扇等等。如果这些都是“副业”在休闲时做，倒不会有问题；但是各单位目前普遍的现象就是“任务吃不饱”，也就是上级交下来的工作不够满足大批职工的工作量。

因此有很多人的“副业”就成了“正业”了；更何况“副业”能有奖金而“正业”赚不到额外收入，久而久之这些人就真正的“不务正业”了。这种现象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上级交代下来的“正业”变成没人想干，比如说航天部决定要替美国的通讯卫星公司做发射服务，因此要提高火箭的生产。但是发现工厂里有经验的职工已经全调去生产“民品”了，制造火箭的质量都可能会成问题。因此航天部在北京特别为这件事召开了会议，要求保证生产质量，同时要求中共中央派工作小组去蹲点。老柯的研究所做很多空间环境模拟工作，他们对真空和制冷都很有经验，为了赚外汇他们承包了一些香港大酒店里的冷气工程。

他在派工程队去香港时就大费心思，好些有经验的人应该先受奖励派到香港去赚钱；但是这批人也是需要在家里完成上级交下来的任务。这种矛盾比比皆是。甚至在这次航天部评审高级工程师的时候也发生了类似的矛盾。有好些工程师平时表现好，工作能力强就被派去做“民品”的工作。但是在评审时，又规定只能考虑上级交代任务中的表现；因此有些人在这几年的工作表现是一片空白，当然评不上去，造成了很大的不满情绪和不公平。

我们在北京时，航天部正在香港和日本的商社竞争要承包香港佛教协会出资建造的一个巨大佛像工程。这个铜质的观音要比自由女神还高，座落在香港的一个外岛上。航天部很骄傲地说，这座观音将面对北京。我告诉他们，造这个铜像的钱，都是一群“神棍”从无知老百姓身上骗来的血汗钱。要是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老祖宗马克斯知道了，他在坟墓中也会不安的。

现在所有的“框框”都打破了，连“上帝”的钱也要赚。

从“个体户”到大、小单位，“赚钱”已经不是口号了，是实实在在的政策。把“经济”搞活是个解决民生的方法，它已经产生了显著的效果，同时它也改变了人的思想、心态、生活的目标和理想。“一切向钱看”已经成为口头语并且在无形中使人的行为有了根本的变化。有一次车到“五一一”所，车上有老柯和一位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快到的时候经过一个垃圾场，臭气冲天。

老柯咬牙切齿地说他已尽了所有的能力，去敲了所有能敲的门，要把这垃圾场弄走都不成功。垃圾场不好管理，既臭又难看，有外宾到“五一一”所去参观还得绕道避开它。这位记者说他可以做一个新闻报道，在电视台上一播马上就会有行动。老柯马上答应，只要事成，他一定会捐五千元给电视台。我提醒老柯正确的路线是要打着三面红旗去做使用垃圾场居民的思想工作，要他们自动地把垃圾场收拾好。

老柯直瞪白眼。舆论的力量和舆论的价值观念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些原来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